在西方，人们谈到中国的改革时，通常指的是经济改革。但仔细观察一下这３０年来中国的发展，你就可以发现，相比经济上的巨变，更为细微、但也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实是人们精神上的解放。

    当然，中国人的精神解放，远远不止于听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但毫无疑问，随着邓丽君的歌曲从年轻人房门紧闭的卧室飘入大街小巷、唱遍神州大地，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文化解冻的春潮，包括人道主义思潮、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画、摇滚乐、《走向未来》丛书等等文化现象，便一波接一波地涌入，浸润了中国人那一度干涸的心田……

    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实行了３０年。当年“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开放”这档子事之初，可能没想到：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开放”到国际上之前，“中国制造”的人倒是先自己把自己给“开放”到国境之外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有个词儿：“国际大串连”，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中国人的“他乡遇故知”，变成了“他国遇故知”。所以，即使你在伦敦遇上了你在中国吹掉的老情人，也不要因此过于吃惊啊。

    ２００８年年初，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在伦敦市中心一家中餐馆，为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饯行。他也曾是“国际大串连”大军中的一员，在英国学习、工作了近２０年。如今他又要流动了，不过，这一次他是反向流动：他要回中国工作，当一回这个年头颇为时髦的“海龟”了。

    2003年7月5日，一名轮滑表演者在北京西单科技广场举行的中国移动“动感地带”促销活动中表演侧身飞越障碍。 向前追溯10多年，相对大多数人来说，手机还是一件奢侈品；现在，手机已经成为老百姓最普通的联系工具。手机从“贵族化”迅速过渡到“平民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大哥大”盛行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与其说它那时是一种联系工具，不如说还是身份的象征。但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增加，手机逐渐普及。1996年，GSM网开通，手机日益平民化；2001年6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大哥大”退场。到2008年上半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已突破6亿大关。手机已经成为老百姓最普通的联系工具。 从和远方亲戚朋友沟通靠写信，到即使远隔千里，也可以听到看到对方的音容笑貌；从电报淡出普通百姓的视野到短信发送量的突飞猛进；从手机的“贵族化”到“平民化”……30年来普通中国人沟通方式的变迁，足以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 新华社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中国人仍然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流向西方的同时，另外一股逆向的潮流也开始渐成规模，愈涌愈大，进入新世纪，回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认为有必要为这股潮流起一个新名词：“海归潮”。

    这股回流潮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已经从一个非常僵硬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改制的同时，还保持了高速的增长，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为一个令西方刮目相看的迅速崛起的经济强国。

    具体到吸引一个个“海龟”的微观原因，也很简单：“海归”后的收入，与西方有一比，有时甚至更高。例如，我们的这个朋友这次回中国要去的公司，其实并非外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企业，但收入一点儿不差。他这次决定“海归”，直接的起因是，他就职的那家英国公司大规模裁员，但谁都清楚，他工作出色，再裁也裁不到他。

    间接的原因，大家心里也有数，其实是此前他的几位前同事“海归”后的示范效应。他的一位“铁哥们儿”２００１年“海归”后，如今已成为身价千万的中国著名企业家，受此诱惑，他也不免心动，而这次公司裁员便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终于痛下决心，抛妻别子，单身“海归”。

    最近，中国一家报纸的一位记者来英国，参加一个有关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因为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专程赶到她下榻的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去探望她。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中，我们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漫无边际地聊着。不知不觉，话题转到了中国这３０年上。

    “这３０年中，你在中国和在海外待的时间大致是一半对一半，你同时具备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角色，”她眼睛眯着，望着我，“那么，在你的眼中，中国这３０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的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我把剩下的半杯咖啡喝完，也未能给出一个答案。想来想去，我觉着，我既无力总结中国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发生的种种巨变，也无法用三言两语浓缩我个人的复杂感受，无奈，只好把我上面写过的那几段个人经历的故事，简单地给她复述了一遍…… （文　魏城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编者注：因版面所限，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