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振荣有一大堆身份：宏碁创始人、智荣集团董事长、台湾自创品牌协会理事长……坐在记者面前的他，刚有了一个新身份——王道薪传班共同创办人、班主任。

2004年，施振荣从宏碁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由王振堂接位。除了宏碁这家知名华人品牌外，还有明基、纬创等宏碁系公司。

“如果他们（宏碁系公司）需要，我当然乐于配合了，但我只是宏碁董事会的一名董事。”施振荣对记者表示，他现在80%的时间都在做其它事情。那些有关宏碁的杀伐决断、金戈铁马已渐成往事。

他旁边坐着国际管理学会主席、美国达顿商学院讲座教授陈明哲。陈是王道薪传班的另一位共同创办人、班主任。

据施振荣介绍，这个班刚刚开了两期，第一期在台北，第二期在上海，每期40人。参与这项工程的除了施振荣、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陈明哲、吴敬琏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龙应台、林怀民这样的文化研究者与民间艺人。

“不能重复当年的日本老路，只有经济上的发达，却没有管理思想上的创新，最后形成了沉沦的十年。”施振荣说，“王道薪传班”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一个足以对抗西方管理思想的完整体系。

“新希望工程”

从华人世界开始，从中国开始培训中国式商道

《21世纪》：对你个人而言，成立王道薪传班的目的是什么？

施振荣：我退休之后，认为自己在宏碁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而新的使命就是经验的分享。为分享创立宏碁、管理宏碁的经验，我创办了智荣基金会，智荣基金会又成立了智荣集团。同样为了分享经验，智荣集团创办了王道薪传班。

《21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施振荣：最近两年，发生了金融海啸，我和陈明哲教授对此进行了反思，为什么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西方的体系过度资本主义，无法防止人性的贪婪。西方世界对此还没有相应的反思，甚至在学术领域也没有反思与检讨。

我们觉得，中国在新世纪里面要在国际上竞争，一味地学习西方思维、管理文化，也会陷入同样的问题，即不能永续经营，不能持续保持对社会的贡献。我们一致地想到，对华人企业该提供一个高阶层的培训。

《21世纪》：到底如何做，与现在管理学院的课程有何不同？

施振荣：实践与学术相结合。在管理实践的角度，我已经有了很多经验积累，从学术的角度，它需要一套思维理论，才能有效推广。我就跟陈教授聊，刚好他也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一拍即合。

谈到薪传，薪火相传，大家一下子就都同意了。薪传什么东西？刚开始想的是中道，就是中国之道，但中道貌似“中庸之道”，不好，后来就想到王道，且王道与西方的霸道刚好对立。

《21世纪》：你希望王道薪传班拥有什么样的影响力？

施振荣：从华人世界开始，从中国开始培训中国式商道。我有数十年的管理实践，陈明哲在国外有20多年的培训经验。我把这个班定调为“企业、文化、教育三合一的新希望工程”。中国再崛起之后，我觉得华人在全球的商业智慧领域，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换一句话说，就是“王道”超越“霸道”。

我们这个班比较特别，学术界与实务界的一个结合。我们参与其中，也学习到了很多很多。

王道与霸道

仅以利润考核CEO，他就会追求短期财务数据，企业永续经营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被忽略了

《21世纪》：具体来说，什么是王道呢？

施振荣：王道精神，按照西方的说法就是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关心的利益。对于企业来说，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客户、股东、员工、上游供应商、经销商通路，最后是整个社会，它所生存的环境都是利益相关者。

王道精神特别强调弱势群体。什么是弱势，就是发不出声音的群体，比如环保、社会责任、普通消费者，没有人代表他们。有王道精神的企业应该选择利益相关者。

《21世纪》：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施振荣：比如说，宏碁早期谈“宏碁123”，顾客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就是王道。主流的是股东第一，就是霸道，一味满足股东利益，这造成了利益的不平衡。管理团队每个季度提交一份好看的报表，分更多红，股价更高，保护股东利益，仅以利润考核CEO，CEO就会追求短期财务数据，企业永续经营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被忽略了。

在人才训练方面也要讲王道，宏碁过去讲“不留一手”，我不怕教会员工，不怕给员工交学费。一方面是个人需要成长，而快速成长就要交给他们事情做，除了薪水，还要给他们成长和成就感，这些都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他们会做事情了，变成社会的一个人才，不一定为你所用，但企业也就由此承担了社会的责任。

《21世纪》：但企业的一个任务就是赢利，有赢利才有竞争力啊？

施振荣：王道不是不讲竞争，它同样也要讲究霸气、讲竞争。我们的目标要做得比竞争者好，才能盈利，才能服务利益相关者，如员工、股东、社会上下游，才能实现社会价值。王道不是无为，是积极的，要有霸气，要精益求精。

过去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利他是最好的利己。只要能够利他，天下有道，总会回馈给我的，而且我的利益是永续的。如果我的利益，来自于利益相关者的不平衡，别人损失的话，那么我的利益就无法永续。

《21世纪》：一些西方企业现在也开始提类似“王道精神”了，如“社会企业”的概念。

施振荣：西方企业也意识到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平衡”，提财务、社会责任、环保等三个底线原则。过去，一个企业往往在后两者没有办法很好考核，但现在年报提出了要求，要报出来。

西方是碰了壁之后，才由霸道转向王道，是被动的，自外而内。

平衡利益相关者

要满足他们的利益，但不能随波逐流，因此，我们要有自己的模式与思想

《21世纪》：中国过去的成功，主要是制造业的成功，王道能带来什么？

施振荣：中国再崛起之后，除了世界工厂外，世界的市场、世界的创新、世界的品牌，都会到中国来。管理的创新未来一定是在中国，唯一要做的就是说服利益相关者。对于中国来说，利益相关者不止在中国，而是在全世界。

现在最大问题的是，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是否相同，如何满足他们？要满足他们的利益，但不能随波逐流，因此，我们要有自己的模式与思想。

《21世纪》：也就是说，利益相关者也存在全球化的问题，如何满足他们的利益？

施振荣：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多都是外销或者制造，中国要往前走，更多的是需要管理制度的创新。我说的管理制度创新，是广义的管理制度创新。过去的发展，更多的是经济政策的主导，很多是国企，现在民营企业出来之后，管理制度的发展与创新更重要。只有如此，中国企业才能永续发展。

在这种情况之下，王道精神讲管理，其实最开始讲的是在企业的对外关系上。可以用郑和做例子，因为郑和出去之后，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时候，方式与西方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和平的方式，200多艘船，不占地、不战争。相对于西方的霸道精神，强调赢家通吃，郑和式管理则是王道精神最好的表现。

《21世纪》：你怎么看日本崛起和管理经验的创新？

施振荣：日本的王道是对内的。但日本已经是全球的一份子了，利益相关者不是日本，而在全球。日本经济这么多年不振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它没有把自己当作全球的一份子，没有平衡全球的利益相关者，总把自己当成日本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