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IPv4地址耗尽的时间日益逼近，向以IPv6为基础的下一代互联网的过渡已经到了十分紧迫的时刻，历史已经不容我们继续淡漠、犹豫和争论，必须尽快统一全行业认识，开始行动，为我国互联网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禁得起历史检验的抉择。

日前，《通信产业报》(网)记者独家对话中国电信(微博)科技委主任韦乐平，由他讲述了我国向下一代互联网过渡的几点思考。作为中国电信的“科技带头人”，韦乐平对IPv6不仅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有着切身的紧迫压力，因此，对于IPv6也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内。他希望我国尽快启动向下一代互联网的过渡工作，“未雨绸缪，越早越好”。同时呼吁从国家层面进行全面的战略部署，统一组织向IPv6过渡的安排和产业化推动工作，明确披露过渡的统一时间表。

私有地址不是长远之计

《通信产业报》(网)：目前，人们还是寄希望于私有地址来解决地址不足的问题，私有地址会带来哪些弊端？

韦乐平：狼真的要来了，由于我国没有及时实施向IPv6网络的迁移，短期内采用私有地址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但是，采用私有地址将会给我们带来四大弊病。其一，大规模采用私有IPv4地址导致的网络复杂性肯定不利于国家安全管控的实施，也不利于互联网的安全溯源和扩展性。其二，引入的协议转换设备容易形成网络的单点故障和性能瓶颈，影响业务的稳定性。其三，由于私有地址导致P2P、云计算、网络视频点播等需要透明性的互联网新业务的使用或性能受影响，不利于这些新业务的顺利发展。其四，由于全球向IPv6的过渡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我国作为唯一的大规模采用私有地址的孤岛国家不但私有地址规划难度大，而且必然面临几年后网络二次改造的代价。

可见，采用私有地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绝不是长远之计。为了尽量将上述弊端的影响降到最低，必须在开始引入私有地址的阶段就要严格控制其使用范围和使用策略，特别要进行系统而规范的地址和路由规划，便于实现未来向IPv6的平滑过渡。

未雨绸缪，越早越好

《通信产业报》(网)：尽早启动IPv6的过渡和商业化工作对于我国来说具有哪些意义？

韦乐平：我国在向下一代互联网的过渡准备上并不落后，多年来国家安排过各种研究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八部委联合支持的CNGI示范工程项目，但CNGI示范工程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商业化应用所需要解决的更多更复杂的实际问题。

正如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从纯学术和军用转向公众商用网一样，向下一代互联网的过渡也必须尽快转向公众商用网才能实现实质性推进。这种过渡工作起步越早，需要过渡的网络资产和终端规模越少，付出的过渡代价越低，过渡难度也将越低。

“未雨绸缪，越早越好”，历史将证明一个重大的、有前瞻性的技术战略决策将带来几十年的市场和社会繁荣，而一个错误的或短视的决策将会给国家和行业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这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太多了，我国IPv6的发展正面临这样一个关键的考验，搞不好，我国真有可能从IPv6的领跑者变为落后者。

《通信产业报》(网)：以您来看，我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启动IPv6商业化工作的条件？

韦乐平：根据一年来中国电信的研究和测试结果做一个大致的小结。

从标准的角度，IPv6协议的核心技术标准已经成熟，达到可以应用的程度。IPv4与IPv6间翻译、IPv6组播、物联网标准等尚未完成，但不是发展瓶颈，可以随着商用化进程逐步完善。

从产业链的角度，向IPv6的过渡涉及了网络设备、业务网设备、终端、支撑系统、操作系统、协议栈和应用软件、集成电路等等。从最新研究和测试结果看，可以说，新的设备、系统和软件要么基本具备了支持IPv6的功能，要么已经有可行的对策。总之，都不会影响向IPv6的过渡。而老的设备和系统可以随着寿命的到期而自然淘汰或更新升级，支持向IPv6的过渡。可以说，向IPv6过渡的基础技术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只要加紧试验和开发完善，在2012年开始规模过渡是有可能的。

启动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

《通信产业报》(网)：在我国IPv6发展的进程中，许多人呼吁应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整体推动IPv6的进展，在您看来，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于我国向IPv6过渡具有哪些推动作用？

韦乐平：首先从战略层面看，信息基础设施已经上升为支撑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性支柱，肩负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信息化和现代化，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任，还成为一个国家外交、安全和军事的重要依托和手段。而互联网是构成现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主要承载手段，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格外看重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实施层面看，向IPv6的演进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也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产业链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群体能够承担推动整个产业链发展的重任。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组织和推进向下一代互联网的过渡工作。

目前，我国在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上所陷入的尴尬被动局面说明纯粹的市场行为已经失效，我国信息通信业不得不再次重演三网融合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悲剧。

选择合适的策略进行过渡

《通信产业报》(网)：在您看来，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过渡策略有哪些？

韦乐平：由IPv4向IPv6的过渡是一个长期共存的过程，需要处理多种不同应用场景。当前，由于IPv4的业务占绝大部分，应重点解决IPv4与IPv4的应用通信场景；将来随着IPv6业务应用的普及与发展，则需要着重解决IPv4与IPv6业务应用的互通。

针对同类协议应用通信的场景而言，目前电信运营业的主流过渡策略有两种，即地址转换(NAT444)方式和轻量级双栈方式(DS-Lite)。前者能很快缓解IPv4地址耗尽的压力，是初期最简单易行，缓解地址压力的有效技术手段，但毕竟是一种权宜之计，将面临网络二次改造的投资代价和麻烦，后者是一种更积极的演进方式，还可以解决在IPv6网络环境下实现终端访问IPv4业务的问题。但是现有终端固件全部需要升级，升级工作量较大，可能更加适合于向IPv6过渡的中期和后期以及对IPv6需求较强且网络支持能力也较强的地区。

NAT444沿用现有NAT技术，通过引入大容量电信级NAT设备(CGN)，采用NAT444+IPv6形成私网双栈架构实现过渡，是直接地址转换方式；DS-Lite在现有NAT技术基础上，引入IPv4-in-IPv6隧道，形成NAT+隧道+IPv6架构实现过渡，是通过IPv6隧道再进行地址转换的方式，核心是通过使用IPv6隧道来避免双层NAT带来的复杂性。两者都可以解决IPv4地址复用问题，同时也都面临地址转换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只有积极发展IPv6、尽快实现IPv4向IPv6的过渡才是解决IP地址短缺的唯一根本性的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