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手机实名制实施一个月来，遍布大街小巷的报刊亭依然如故的销售无需实名登记的电话卡，非实名制的电话卡在互联网上也是卖得如火如荼。

　　谁把实名制当回事儿

　　9月1日对深圳大街小巷的手机卡代售点来说并不是一个分界线。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某报刊亭张先生很早就从报上读到了手机实名制的新闻，他想着9月1日自己代销电话卡的生意或许要终止了。但是手机实名制已经施行了半个多月，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没有一家知会他手机实名登记的问题，反倒是不时有消费者询问手机实名制的问题。

　　《法人》记者走访了深圳多家手机卡代售点，询问现在买卡是否需要实名登记，得到的答复都是“实名制？不需要。”

　　随后《法人》记者拨通了中国移动深圳分公司的电话。客服人员表示，如在营业厅购买新卡需要实名登记身份信息，如在代售点购买，移动公司会在开卡之后发送一条提示短信，通知用户以短信形式提交身份信息，但是如果用户不提交并不影响手机卡的使用。换句话说实名登记并非强制登记。

　　在调查中《法人》记者还发现，很多通过网络平台交易的手机卡同样游离在实名登记之外。记者与深圳、上海、北京、南京、济南、杭州等地的多家淘宝店家咨询有关情况，深圳和北京卖家给予的答复是不需要实名登记，其他城市的卖家给予的答复是可以自由选择，实名登记的话就把入户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提供给他们，不登记不影响使用，但可能会影响套餐业务的修改，而且卡号丢失无法补回。

　　中国律师精英网首席律师尹富强向《法人》记者表示，手机实名制这个制度本身就不是很成熟，因为配套的方案以及实名制所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都还没有彻底解决，例如如何保障真正实现实名，而不是冒名，另外还有隐私保护问题等。

　　利益驱动运营商放纵违规

　　中国电子商务法律网总裁、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认为，手机实名制遭遇软执行不是不成熟的问题，而是管理部门的规定没有得到运营商的贯彻执行，“我们早期的手机号码都是实名的，也运营得很好，不存在环境成熟不成熟的问题，关键是运营商基于自身的利益牺牲公众利益，置管理部门的要求于不顾的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8亿移动电话用户中未实名登记的有3.21亿，占比约为40%。如何处理庞大的非实名用户群，进行有效的个人信息重新登记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运营商投入大量的设备与人力，根据情况制定话费奖励等优惠措施协助完成实名登记的任务，这将使其运营成本有所上升。同时又会造成客户流失。

　　另外，实施手机实名制的主要目的就是遏制垃圾短信，但是垃圾短信也是运营商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根据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手机用户每周平均收到短信43.4条，其中垃圾短信12条，手机实名制实施之后，法律风险使垃圾短信无法再像过去一样大量发送，运营商短信收益下滑在所难免。

　　阿拉木斯向《法人》记者表示，运营商基于自身的利益，当然喜欢多卖卡号，也喜欢让那些不具备身份查验能力的报刊亭直接出售卡号，使得强制实名销售的政令成为一纸空文。其实从规范管理的角度，运营商完全可以把卡号销售的权利回收到各营业部。而其中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一些人购买新手机号码的原因是基于异地使用的需要，而这种需求其实是被运营商不合理的高价漫游费逼出来的。

　　手机实名制实施初期，运营商的成本会有所增加，但是从全局和长远来看，运营商将受益于这一制度：一是手机实名制将推动手机支付业务的发展，而手机支付业务必将伴随着手机电子商务的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二是手机实名制将大大提高用户对3G移动互联网市场的信赖感，运营商则掌握了客户的更多详细信息，可以更加科学地指导市场细分，推出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3G业务。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通信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徐玉指出，落实手机实名制最大的问题是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缺乏法律依据。如此一来，推行手机实名制就会遇到多重阻力，或者变成政府部门的“一厢情愿”，单靠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内部约束，难以胜任。

　　专家建议，应对所涉及的运营商、通信监管机构、公安部门、邮政部门等的职能和作用进一步细化，对各方承担的权力和责任加以明确。建立问责制度，因“非实名”导致的非法电信行为要给予相关监管机构相应的惩处。

　　个人信息安全成首要阻碍

　　尹富强指出，要保障实名制有效实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用户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要有法律且有足够的威慑力保障用户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解决了后顾之忧才有可能保障实名制的顺利实施。

　　事实上，个人信息保护也是五年来手机实名制利弊之争的核心：实现手机实名制之后，个人信息会不会被第三方非法获取，用以谋利？谁来监管保存用户信息的相关单位？尤其是山东移动倒卖用户信息事件被曝光后，社会公众对此更是心存忌惮。

　　尹富强表示，手机实名制必然会增加个人信息泄露的几率，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这不是实名制本身的问题，而是配套措施及法规没有跟上造成的。基于利益的考虑出售或泄露个人信息或隐私，以获取利润，在其他行业也是大量存在的，不单单会出现在手机实名方面。隐私保护的缺失才是造成隐私泄露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手机实名。

　　阿拉木斯也指出，隐私权保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西方社会研究了近百年，也还没有很好解决，因为在隐私权的认定和解决上带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很难找到统一的尺度。我国的隐私权保护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刚刚起步，这是个全社会的、多领域的、长期的问题。阿拉木斯不建议把这个问题和手机实名制过多的关联起来，“目前手机实名和非实名并存的环境下同样存在很多的隐私权保护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推进我国的隐私权保护立法，而不是放弃手机实名化。”

　　作为手机实名制的坚定拥护者，阿拉木斯看好手机实名制在中国的实施前景。他认为，我们面对的其实不是手机实名制实施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手机实名会带来一些隐私保护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可控的，并且远比目前非实名带来的危害小。“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都处于转型阶段，人们的认识和行为比较混乱，市场经济和法制体系都没有形成，其实是比国外大多数国家都更需要有效治理的，而实名制是有效治理的前提。”阿拉木斯表示。

　　与阿拉木斯的乐观相比，尹富强对手机实名制的前景保持谨慎态度，如果配套措施跟不上，手机实名制不但不能解决遏制垃圾短信、减少犯罪的初衷，还有可能增加其他的犯罪几率，例如一些违法商户在出售手机卡上，获得了机主的身份证复印件，而办理银行信用卡等去透支。在司法实践中，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是已经存在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如不解决，冒用行为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