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代理吴险峰等10名原告，诉大唐电信(600198，收盘价10.28元)虚假陈述纠纷案的北京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兆华再度出声，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出具他与该所王瑞静律师共同草拟的“大唐电信虚假陈述索赔案补充意见”，就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问题阐发三个新观点，希望法院从“立法本意”角度出发，确定2007年8月21日为大唐电信虚假陈诉案的揭露日。

　　原告律师

　　阐述三个新观点

　　杨兆全律师的第一个观点是，确定虚假陈述违法行为的揭露日，必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这里面包含三个要素，即：“某次虚假陈述违法行为、全国媒体和首次公开”。

　　具体到本案，这三个要素即为：大唐电信2004年年报造假的虚假陈述行为、全国媒体、首次公开。“我们提出把2007年8月21日，即大唐电信公告了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时间作为揭露日，是因为这个时间点首次在全国媒体揭露了大唐电信2004年年报造假违法行为，在此时间点之前，没有任何全国媒体公开大唐电信存在或者涉嫌2004年年报造假违法的事实或者推测。”

　　杨兆全第二个观点认为，以2007年8月21日为本案揭露日，虚假陈述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明确。

　　因为大唐电信2004年年报存在虚假陈述的信息被披露后，大唐电信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逆势下跌。大唐电信公司2004年年报存在虚假陈述和投资者因此形成的损失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大唐电信应当承担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

　　而如果将2005年11月8日确定为大唐电信公司虚假陈述揭露日，大唐电信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在2007年8月给众多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将无从获赔，这既不符合证券法“公开、公平、公正”的核心原则，也不符合证券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

　　杨兆全第三个观点认为，在揭露日的问题上，司法解释的规定难以做到非常细致，因此法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一直以来，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屡禁不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市公司造假的成本过低。假设法院将此次大唐电信虚假陈述的揭露日认定为2005年11月8日，那么，大唐电信公司可能只需赔偿十几万元甚至几万元，绝大多数受害者将得不到赔偿。这与上市公司动辄造假几千万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太过悬殊。”杨兆全认为，对于一部分上市公司来说，虚假陈述反而会是一种巨大诱惑，那么上市公司很容易形成逆向选择。投资者就永远是待宰的羔羊，证券市场规范化遥不可期。杨兆全呼吁法院，“能准确使用法律和司法解释，做一个公正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

　　被告律师

　　坚持05年11月8日为揭露日

　　昨天被告代理律师王建平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坚持把2005年11月8日作为揭露日：“上市公司会就同一个问题多次披露，信息也有可能逐步递进增多，按照司法规定就应该按照首次来计算，不存在全面不全面的问题。”

　　王建平表示，法律中有关“首次”的含义非常明确，2007年8月21日的公告已经是第二次披露，因此2005年11月8日就应该认定为揭露日。

　　而对于原告律师提出的，确定2007年8月21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才能让虚假陈述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明确的问题，王建平表示，只要披露日进行了确定，则法律关于投资者的赔偿都有明确范围，已经陈述清楚不需要再进行辩解。

　　“标的额度首先是法定，不管是大是小只要在赔付范围内上市公司都应该承担，至于大小问题则是心理和感情的因素，不是法律因素。”王建平表示，信息披露很可能多次出现，要慎防“恶意买入”情况——即特意买入受调查公司的股票，以便到时可以索赔。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教授昨天表示：“有关虚假陈述案件中披露日的确定，法律条款并不完全，大唐电信案件关键要看法院怎样从法律上予以确定”。

　　吴弘表示，大唐电信在2005年11月份的披露情况难以让投资者清楚事情真相，并不一定知道是有关利润等的虚假陈述，那么就有可能继续持有或者继续买入。法院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即投资者在并不完全知情的情况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