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储瑞耕先生是《杂文报》创始人，《河北日报》“杨柳青”言论专栏连续20年（1988～2008）的主笔，“韬奋新闻奖”获得者。2008年11月他应邀在河北省新闻媒体负责人培训班上作了长篇演讲，产生了热烈的反响。经储瑞耕先生同意，本刊摘要刊载。

　　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我有一个“论”，叫做“一重三有”。“一重”是重人格；“三有”是有作品，有理论，有影响。

　　“一重三有”，说起来也是“老道理”。哪个时代都需要讲；作为新闻工作者，哪个时代都需要追求。但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价值取向多元、新技术革命、与世界接轨等等，伟大的时代潮流，给我们的社会生活、职业要求、道德规范和思想意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以为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面临着与以往许多年间都不同的、方方面面的、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这样的时代特点和新的生活的实际考验面前，“一重三有”就有了重新提起和着重提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重人格

　　“重人格”这个问题之所以要特别地提出来，是因为实际生活中，我们的新闻队伍中，已经和正在出现各种各样人格缺损甚至很没有人格的人和事，在削弱、贬低、毁坏着新闻和新闻工作者职业的神圣性。

　　近些年，新闻造假、新闻图片造假、报纸版面造假、新闻作品的“广告化”与广告的“新闻作品化”等等怪事丑事屡有发生；记者违反职业操守吃拿卡要、拿“封口费”，媒体负责人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等现象触目惊心。

　　比较而言，新闻界如果堕落，其危害将烈于社会各界，因为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良知的体现和保证。比如律师，他们是“受雇于当事人”，是为金钱、为当事人的局部正义服务的;而新闻工作者，质而言之是“受雇于整个社会”，是为道义、为社会的整体正义服务的。

　　比如：中国的老百姓（农村的农民、城市的下岗职工，等等）很苦，是真正的弱势群体，那么，谁去关心他们？他们争取合法权益的时候谁去保护他们，支持他们？又比如：企业的局部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全局利益是一对永久性的矛盾，而且往往总是“局部重要的前者”有着众多有力的支持者，而“更为重要的后者”却显得软弱无力，请问：谁来坚决地无私地捍卫这环境保护的全局利益呢？等等。大原则在前，我想新闻工作者理应当仁不让，责无旁贷。

　　人格云云，在涉及我们面对自身和社会两个方面的时候具体地体现出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条古训我认为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有作品

　　这里的“作品”，固然包含一篇篇文章、稿件，也包含一幅幅版面、一张张报纸、一期期刊物、一个个视听节目，总之是我们脑力劳动成果的外化体现。

　　我一向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有志于从事新闻事业的人，一定要使名字活在自己的作品上。

　　这里有三层意思 ：一是“作品”，二是“自己的”，三是“活”。新闻工作者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空洞的话不顶用，要出东西，要出经过自己艰苦劳动而得来的东西，要出与自己的以往相比、与他人相比不断有新内容的东西。比如作品获奖，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今天要有新的追求，明天要有更新的追求，这也是“活”的意思。

　　“有作品”，首先要有数量，然后要有质量；从一定意义上讲，质量是要由数量作基础作支撑的。比如专栏，你没有作品数量，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刊出几篇东西，怎么算是专栏？如同一个农民你打不出一定数量的粮食，一个小说家你写不出一定数量的小说，那何以证明你是农民是作家？针对近些年来，新闻界、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中间实际存在的“懒”、“散”、“疲”，我们特别要提倡勤奋地劳动，多多地出作品，而且要“认真扎实地多出作品”，而不是“马马虎虎、粗制滥造来一篇”。有了“认真扎实地多出作品”这一条，“出精品”也才能够有保障，也就有了保障。

　　我30多年间，发表各类作品（评论、杂文居多）近3000篇，真正有些分量、放得住的，我估计不超过10%，近300篇而已，这是很令我惭愧的。但我不后悔，所谓“沙里淘金”，因为如果没有这近3000篇，那就不可能有这里头的近300篇。

　　今天提出“有作品”，还有一层新的含义：那就是随着因特网等科技的进步，“原创”成了问题，不少人投机取巧，找捷径，甚至从网上直接下载他人的东西，拼凑成所谓自己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可耻的行为，因为这些做法与偷窃、剽窃没有本质不同。

　　人们使用网络，根本上，绝大多数人，是做好事的，但是就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挖空心思用来做坏事，而且已经对青少年产生恶劣的反面导向作用。下载网上现成的东西冒充自己的作品，这是思想懒惰的问题，更是不重道德的问题，当然，如果涉及严重的“盗窃他人劳动成果”，那就涉嫌犯罪了。

　　关于“有作品”，还有两点值得强调：

　　其一，要有所创新。与自己和别人的“过去”比，有些不同，有些改善，有些进步，有些突破。

　　其二，要有自己的特点。“枣花虽小能结实，不若牡丹空挂枝。”我可以不是最大的、不是最好的、不是最早的、不是最全的、不是最美的，但，我是“有特点的”。

　　经验证明：文章的“一般化”、“大路货化”，就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路子。

　　创新和有自己的特点，是生存权问题，更是生命力问题。你要使自己的作品，在“芸芸众‘作’”中有一席之地，乃至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的作品，那就必须、不能不有所创新和有自己的特点！

　　这些年来，我们的新闻传媒界,有三个我以为不好的现象、危险的倾向：

　　其一是不少报刊和广播、电视的言论很弱，新闻信息与思想信息“一手硬一手软”，有的社长、总编辑不仅自己写不出漂亮言论，甚至不知言论为何物；

　　其二是有些传媒中人，年纪轻轻就不安心攻业务，“闹官”，当个小官（“副主任”什么的）就不再深入群众、生活和实际，不再采访和写稿了；

　　其三是把神圣的媒体同“官场”尤其是腐朽的“官场”混为一谈，主任一级的“官”就颐指气使，像模像样当起甩手掌柜，社长、台长、总编辑则更加了得。

　　那么请问：长此以往，还怎么出得来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名播音员、名评论员？还怎么出得来好作品、名报刊和在全国打得响的广播、电视和网站？

　　我想发出一个警告：“新闻单位衙门化，媒体主事官僚化，记者编辑浮躁化，思想肤浅化，作品钞票化”是非常要命的坏现象！

　　有理论

　　新闻工作者如同别的社会行当的人一样，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总结和提高，那就要有“论”。

　　新闻工作者、媒体负责人努力总结、条理出自己的“论”来，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理论所及，当然包括具体的文字、文章，也包括一个个专栏、专版、时段、节目、频道、媒体，这些理论可以不是最精当、最科学的，但必须确确实实是自己劳动得出来的东西。

　　在40多年的杂文、评论写作、编辑实践中，我总结出了一些自己的关于杂文、评论的“论”，比如：

　　关于杂文的“三功能论”（匕首、投枪、解剖刀，鼓点、红旗、冲锋号，书本、乐曲、软饮料）。

　　关于杂文、言论的“四要素论”（情感、哲理、文采、形象）。

　　关于言论创作的“花环论”（到现实生活中去，撷取一朵又一朵、一片又一片带着露珠的鲜花和嫩叶，编织成理性的花环，再献给读者）。

　　关于文章写作的“味精论”（在言论写作中讲究知识和情趣）。

　　关于文章样式的“包子饺子论”（文章的样式避免总是论点—论据—结论“三段式”，而做到有变化，比如通信、评点、对话等等）。

　　关于文体问题的“陶冶论”（用优美的散文陶冶尖锐的杂文，用活泼的杂文陶冶严肃的评论）。

　　关于杂文与时评关系的“死活论”（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时评杂文化则时评活）。

　　等等。

　　我的这些“论”，可能不那么准确，不那么深刻，理论性也不那么强，但带有我自己的特色，是我这个具体的“新闻人”、“报刊人”长期文字工作、编辑工作的经验提炼，一方面甘苦自知，另一方面倒也屡试不爽，实践效果还不错。

　　我认为：新闻学是实践学。我不主张把新闻业务论文神秘化、学院化、教材化，动不动就是几千字，上万字，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则中国数字的一二三四，小则阿拉伯数字1234，却玄而又玄，离实际很远，没有可操作性。那不是好的新闻业务论文。

　　我看，理论应当是生动活泼的，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1998年6月到2004年7月，我应《中华新闻报》之邀，在该报主笔“砚边杂咀”专栏，共发文章160多篇，从各种角度观察、议论新闻界的人、事、理，我想不能说这样的文章就不是新闻业务论文。而写出这样的东西，凡是有些新闻实践的人，只要肯动脑子，都是并不困难的事情。

　　对于撰写论文的问题，包括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影视节目策划、主持、播音的论文，当然也包括媒体管理、经营等方面的论文，我对朋友们有两劝：一是劝君破除迷信，二是劝君多动脑筋，不要等到了评职称的时候、升职务的时候，才去“临时抱佛脚”。

　　有影响

　　20多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叫做“红烧鱼理论”：如果我是一道红烧鱼的菜肴，那就必须是那条红烧鱼，而不去做鱼上的那几根香菜和胡萝卜丝——有你不多，没你不少。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在一个单位乃至一个行业、一个地方、一条战线，就要以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工作和实际的成效，来表明自己的存在。这实际就涉及一个人的“影响力”的问题。

　　这里的“有影响”，既指作品也指作者，大致通过这么几个渠道、途径、方式反映出来：一、作品的发表和被转载；二、作品和作者的获奖；三、作品和作者在社会上产生的实际影响力（形成舆论或者进入他人的研究视野或者促使了实际问题的解决）。

　　作为一篇新闻作品或者一个专栏、一个节目、一个时段，或者一个媒体，社会效果怎么来评价？有人常常把党政领导的批示和关注作为重要依据，我看也可以，因为作品或者媒体得到党政领导的批示和关注，说明你这个作品或者媒体在某个问题上引起了党政领导的注意，而领导者常常是从社会整体来分析问题的，于是这本身也就意味着相关的新闻作品或者媒体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说到“有影响”，我认为：新闻工作者的“影响力”，由作品、人格和实际社会工作三个方面构成。文章之外产生“影响力”的情况不应轻看，就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不是通过稿子而是通过实际的思想工作、协调工作促使某个甚至某些社会实际问题得到解决，尽管没有写成稿子，没有刊出稿子，却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其实，说到根本上，“刊出稿子”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吗？）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我们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信任度增强了，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们的“影响力”。从这个重要意义上讲，新闻工作者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报道者、评论者，而且是社会生活——改革、建设等等的实际参与者、工作者和促进者、推动者。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产生“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我有几个观点：

　　1.舆论监督不搞不行。

　　2.舆论监督的稿子不是大字报，不是揭发材料，也不是纪委文件，不是法院文书，更不是泄私愤曝隐私，而是报道，是评论，是摆事实讲道理。

　　3.舆论监督要讲方法，重效果。实际也是体现新闻工作者影响力的重要问题。

　　我的“舆论监督三法”——点名道姓法、敲山震虎法和反弹琵琶法。

　　1.点名道姓法。

　　2.敲山震虎法：

　　1)对现象的批评和评论是一种“敲山震虎”，如1995年《就同“大款”交朋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本文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2)依据采访到的事实，写了批评稿子，每篇都注明“河北日报记者储瑞耕”，都送审相关的党政主要领导，促进对问题的处理。送审送审，“敲山震虎”是也！

　　3.反弹琵琶法：事件的缘起是反面的，最终刊出的文稿却是正面的。就是针对实际的问题，积极地参与矛盾的解决、事物的进展，最后有了正面的结果，作为过程加以报道和评论。

　　作为一家媒体，强调“社会责任感”，做好舆论监督，实际上是“有影响”的非常重要的依据。

　　在舆论监督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关系：记者、编辑与“老总”的默契。不然，记者、编辑热情很高弄了稿子老总“不通过”（认识不一致，或者官帽子压住了胆子），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一个人的作品如果发表出去之后石沉大海，毫无反响，那是不好的。影响大小的衡量标准，获奖是其一，产生积极的社会反响是其二。

　　一般而言，好的新闻作品应当而且就能获得相应层次的奖项，比如省级的奖、专业性报刊的奖、全国省区党报的奖、中国新闻奖等等。我们的现状是僧多粥少，新闻评奖现在仍有数量限制，一个人获得太多奖不可能，但如果搞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新闻工作，连一个、几个像样的奖都没有拿到，那也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作品的影响，归根到底要反映在社会效果上。比如一篇正面典型的报道产生大的社会反响，一篇批评的报道或者评论有力地促进了一个地方、一个方面的某个甚至某些问题的解决等等，这就是社会效果好。

　　“一重三有”，易，也不易。

　　如果我们坚定了一个信念，对我们所从事的新闻事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又加强自己的学养和艰苦的实践，就“易”；如果被所谓的时代潮冲昏了头脑，心猿意马，精神恍惚，“一心有鸿鹄之将至”，甚至“胸中不正，则眸子焉”，那么，重人格谈不上，有作品、有理论、有影响也就统统谈不上。○

　　链　接

　　“杨柳青”完美落幕

　　2008年2月20日河北日报第5版推出纪念“杨柳青”20周年的专版，刊出了通讯《华彩20年，“杨柳青”完美落幕》、高占祥的“回忆”《文章千古事》和储瑞耕先生与记者的对话《我完成了我的承诺》等。这意味着“杨柳青”完全退出河北日报版面，结束了20年来的生存史和奋斗史。

　　在《我完成了我的承诺》的访谈中，储瑞耕先生这样解释结束“杨柳青”的决定：“随着传媒突飞猛进的发展，新闻评论的诸多要素乃至文本样式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杨柳青’的模式已经出现与新的社会要求、传媒要求、读者要求不协调的地方。河北日报言论需要更新，需要前进，需要年轻一代继往开来，再创新的辉煌。这种情况下，‘杨柳青’退出历史舞台，我以为退得其时——既是生活的必然，也是我自己的愿望。”

　　储瑞耕先生说：“作为储瑞耕主笔的专栏‘杨柳青’使命结束了，但储瑞耕的使命没有结束，我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努力写作，还可以做些相关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