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微革命”究竟意味着未来媒体格局乃至生活方式的重大演变，抑或仅仅是专为当下宅一族营造的海市蜃楼？

“革命不是‘推’出来的。”《纽约客》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上周以一句颇为挑衅的结语，引发了绵延至今的 “微革命”之争。

作为一种社交工具，以Twitter与Facebook为代表的微博是否具有改变现实的价值？格拉德威尔的质疑无疑捅了数亿名微博粉的“马蜂窝”。后者纷纷在各大网站与博客上予以回应，一些骨灰级粉丝甚至发出了“未来属于我们”的豪言壮语。所谓的“微革命”究竟意味着未来媒体格局乃至生活方式的重大演变，抑或仅仅是专为当下宅一族营造的海市蜃楼？假如答案是倾向于前者的话，那么这场革命是否有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走得更深更远？

微革命之争

“微博达人似乎相信，Facebook上的好友与现实中的朋友无异。社交网络在提升参与率方面可谓卓有成效——但这是以弱化参与动机为代价的。换言之，Facebook式的惰性行动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它激励人们作出了真正的牺牲，而仅是促使人们去做那些看上去不值得有所牺牲的事情。”格拉德威尔以现代史上最富成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为考察对象，最终得出了上述结论。在他看来，真正的行动主义是以科层权力为导向，建立在亲密友谊与共享体验的基础上的，而不可能来自“虚弱的纽带”与“横向”关联，两者正是网络“好友”与“粉丝”的典型特征。

微博是否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去年6月，围绕伊朗大选之争展开的“博客革命”以燎原之势突破当局的信息屏蔽，可谓轰动一时，结果仍是惨淡收场。或许，有科技迷艳称的“Facebook革命”亦不过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最新版本。

诚然，按照格氏对“革命”的定义，衍生于微博的“点击主义”(clicktivism)看上去简直就是小打小闹，或是徒具声势，一拍即散。然而，沉迷于“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的乌托邦主义者似乎忽视了“点击主义”日复一日的增量效应——看似蚍蜉撼树、难成气候，实则于潜移默化中改变并塑造我们的世界。微博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仅限于格拉德威尔所称的“拉拉队员”或是广告工具，行动主义的内涵亦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正面对峙。就多元信息的迅速传播与世界范围内的群意塑造而言，微博正开始扮演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诚如一位6月“博客革命”的参与者所言：“我们希望能被世界看见和听到。我们要争取所有可能得到的支持。”

创建一座个性化虚拟城市。在这里，信息的流动是无拘无束、充满活力的；Facebook则不然，尽管其粉丝群更为庞大，然而似乎大家都在自说自话，鱼龙混杂，难辨真伪。更要命的是，你得首先加某人为好友，才有机会睹其真容，如果发现对方满嘴跑火车，那么你只好硬着头皮将其踢出好友名单。由此观之，Twitter业已成为塑造媒体传播新格局的重要基石；Facebook则是熟人之间唧唧歪歪、家长里短的小天地，同时也是广告界的兵家必争之地。

这大概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Twitter几乎占据了所有新闻头条，却依然两袖清风；Facebook倒是在广告界、游戏界玩得风生水起，全线出击，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与所有特立独行的技术天才一样，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也曾拥有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青葱时代：17岁那年，他开发了一款可根据用户喜好选择音乐曲目的突触媒体播放器(Synapse Media Player)，并拒绝了微软的丰厚报酬，将其免费发布到网络上。扎克伯格所代表的正是一种“黑客理想主义”：纯粹的知识探索、充满乐趣的数学游戏、智商优越感与新生活方式的宣言。因此，Facebook一开始对广告商不屑一顾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这是一场众望所归的革命，革命者谈钱岂不是太俗了？

那么，Facebook现时高达350亿美元的预估市值又是从何而来呢？如果这不是互联网泡沫的历史性重演，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激进的革命者与“旧势力的代表”——广告商——结成了同盟。

没错，扎克伯格成功地克服了其不合时宜的清高，回报是2010年度预计高达11亿美元的收益。如今的Facebook已成为广告的天下，其中半数属于最常见的购物提示框，横冲直撞，无孔不入；另一种“性能广告”则要求用户完成投票或若干多选题。

虚拟礼物亦占据了Facebook十分之一的收入——约计5000万美元。花1美元为好友送上一瓶鸡尾酒或一只宠物狗似乎成了用户存在感的最终证明。不仅如此，Facebook目前正策划推出虚拟货币“Credit”，假如游戏厂商采纳该货币，Facebook可获得30%的分成及额外的广告收入。事实上，借Facebook之东风，社交游戏制造商Zynga的年收入已飙升至5亿美元。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细分消费人群已成为市场推广之先决条件。Facebook的横空出世不啻于广告商的福音：还有比一个无所事事的庞大人群更好的广告对象么？还有什么能比Facebook精心打造的隐私设置更好地透露潜在消费者的信息？只要你能够创造出一个能让大伙儿扎堆胡侃的地方——正如当年的传教士一样。

创建一座个性化虚拟城市。在这里，信息的流动是无拘无束、充满活力的；Facebook则不然，尽管其粉丝群更为庞大，然而似乎大家都在自说自话，鱼龙混杂，难辨真伪。更要命的是，你得首先加某人为好友，才有机会睹其真容，如果发现对方满嘴跑火车，那么你只好硬着头皮将其踢出好友名单。由此观之，Twitter业已成为塑造媒体传播新格局的重要基石；Facebook则是熟人之间唧唧歪歪、家长里短的小天地，同时也是广告界的兵家必争之地。

这大概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Twitter几乎占据了所有新闻头条，却依然两袖清风；Facebook倒是在广告界、游戏界玩得风生水起，全线出击，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与所有特立独行的技术天才一样，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也曾拥有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青葱时代：17岁那年，他开发了一款可根据用户喜好选择音乐曲目的突触媒体播放器(Synapse Media Player)，并拒绝了微软的丰厚报酬，将其免费发布到网络上。扎克伯格所代表的正是一种“黑客理想主义”：纯粹的知识探索、充满乐趣的数学游戏、智商优越感与新生活方式的宣言。因此，Facebook一开始对广告商不屑一顾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这是一场众望所归的革命，革命者谈钱岂不是太俗了？

那么，Facebook现时高达350亿美元的预估市值又是从何而来呢？如果这不是互联网泡沫的历史性重演，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激进的革命者与“旧势力的代表”——广告商——结成了同盟。

没错，扎克伯格成功地克服了其不合时宜的清高，回报是2010年度预计高达11亿美元的收益。如今的Facebook已成为广告的天下，其中半数属于最常见的购物提示框，横冲直撞，无孔不入；另一种“性能广告”则要求用户完成投票或若干多选题。

虚拟礼物亦占据了Facebook十分之一的收入——约计5000万美元。花1美元为好友送上一瓶鸡尾酒或一只宠物狗似乎成了用户存在感的最终证明。不仅如此，Facebook目前正策划推出虚拟货币“Credit”，假如游戏厂商采纳该货币，Facebook可获得30%的分成及额外的广告收入。事实上，借Facebook之东风，社交游戏制造商Zynga的年收入已飙升至5亿美元。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细分消费人群已成为市场推广之先决条件。Facebook的横空出世不啻于广告商的福音：还有比一个无所事事的庞大人群更好的广告对象么？还有什么能比Facebook精心打造的隐私设置更好地透露潜在消费者的信息？只要你能够创造出一个能让大伙儿扎堆胡侃的地方——正如当年的传教士一样。

“其实我不怎么‘喜欢’你。你放的音乐只想让我用水泥堵住耳朵。你总是擅长将有趣的深度讨论变成小肚鸡肠的掐架……但我还是想听听你的高论。你对撒切尔夫人的看法会传到我耳中，你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也会令我大开眼界，你对现代艺术的评价使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这位Facebook用户口中的“新天地”或许并不仅限于现代艺术领域，严格来说，它可以拓展到每一名微博粉丝以“喜欢”为界圈定的个人领地。

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卡斯·桑斯坦2001年发出的警告：网络使我们逐渐走向一种自行定义的媒介，后者可以像我们一样思考，投射出存在于我们内心的想法，从而令我们在自我的道路上越行越远。事实证明，二元对立的评价机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最简单、最常见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对产品、服务、观点与政策的态度：“喜欢”或是沉默。微博时代的个体更像是无数座遥遥相望的网络孤岛，或者说是互不相连的回音阁。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用“喜欢”划定好友圈、粉丝群以及网页集，这究竟是意味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社会形态革命，还是一种心理与社会意义上的自我放逐？

事实上，“喜欢”并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权利。喜欢与否，这个问题何以如此重要？对此，《卫报》专栏作家玛丽安·库克的回答是：因为人类是一种喜怒无常、自以为是的生物，而我们借以构造生活、了解世界的社交软件赋予了我们表达这一喜好的权利。

问题在于，政治事件、人际关系、观点评议等等都不是可以“喜欢”一语断之的。或许你欣赏某位好友的细腻感悟，但对她的琼瑶式笔法有点消化不良；或许你觉得袁腾飞的观点很有趣，但并不打算照单全收；或许你钦佩内贾德的口才，但对其施政方针仍持保留态度。即使是对视客户反馈为未来战略指南的众商家来说，一句简简单单的“喜欢”也未免太过敷衍了事，实在对不起巨额广告费与Facebook今日的江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