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实行实名制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手机短信诈骗，但是却带来不少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使用手机收发短信的传播权和隐私权得不到重视与维护，那么实名制就会严重影响信息自由流通，导致伪手机公共领域的产生。

　　众所周知，中国的电讯和信息产业发展如此之快，与这个领域的相对开放有密切关系。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数字信息业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手机用户数量居世界第一，且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

　　2007年有62%的中国手机WAP(手机上网)网民年龄集中在18-22岁，18岁以下的用户只有18%，有20%的用户在22岁以上。这说明手机上网越来越受到年轻一代的青睐，而这一代恰恰是社会最活跃的一群人。如果使用手机处处受到掣肘，手机用户收发短信时老感到有第三只眼睛在暗处监视，那么由手机形成的公共领域如何能够发挥传播消息、监督政府的作用？

　　手机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工具，其数字化技术特性决定在手机信息传播中没有控制新闻信息系统的阀门，传统中心化的传播方式被手机非中心化的传播方式所取代。手机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其虚拟性、开放性、交互性的特点，改变了传统媒体呈现的新闻信息发布模式，它的网状的传播结构使信息流动路径变得多样化，促成手机变成舆论的集散地，导致“手机公共领域”的形成。

　　公共领域的建构和维护离不开媒体作用的发挥。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各种媒体在构造公共领域的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公共领域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传播空间。为防止滥发短信、诈骗而实行实名制，损失信息流通的自由性，丧失这个自由开放的传播空间，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否过高？

　　当前，我国移动电讯业迅速发展，是最赚钱的行业，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已经离不开手机，手机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移动电讯业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自由、开放的信息流通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为遏制垃圾信息和手机诈骗而实行实名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破坏了手机自由开放的信息传播原则，这将衍生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谁来保障手机信息传递的自由性和隐私性？如果用户这个权利被剥夺，那么由手机作为媒体的“手机公共领域”将不复存在。社会将丧失监督政府，纠正政府议题的利器。公众利益将有可能面临被损害的危险，最终，政府、公众和社会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手机的优势在于去中心化的传播形式，高达7亿的用户已经形成了“手机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已经在社会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推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

　　如果当政者实行手机实名制仅为了制造、控制、引导舆论，把手机用户作为宣传的对象，使之变成一种公关事务，那么这种自上而下的公共舆论也只能是一种虚伪的伪舆论，从而导致公共舆论的产生其实是意识形态操纵下的产物。这种伪公共领域不仅将异化社会大众，也将异化政府。

　　政府通过符号的传播将意识形态深植于用户的思想模式和生活方式中，把现有的政治权力建立在牺牲公众知情权和传播权的基础上，执政方向和方式都有可能走向极端。从实行实名制的过程与结果来看，在当政者的眼中，公众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缺乏思想、丧失主题独立性的“呈沙粒状”的乌合之众，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来削弱主体性很强的年轻活跃阶层在公共领域的话语权。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