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通信业的“最后一响”是警钟。

从打击手机淫秽色情专项行动到张春江严重违纪被调查，从神州泰岳的突然停牌到有关部门宣布将推进手机实名制，通信行业似乎正在陷入一场“信任危机”，整个行业过去的发展模式、管制方式、业绩收入甚至职业道德都开始受到社会各方面的置疑。

这些事件当中，也许确实有人是被“误伤”，比如神州泰岳，作为创业板第一高价股，2009年12月28日，深交所公告称，公共传媒关于神州泰岳的信息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产生较大影响，神州泰岳临时停牌，引发业内轩然大波。29日，当神州泰岳复牌时，股价开始下跌，午盘时跌幅一度达到5.49%，尽管公司发布公告称，神州泰岳与传闻负面消息无关，各项业务均是通过正常而严格的招投标等合法程序，不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但直到年底最后一天休市时，股价仍未恢复。

空穴来风，固然不攻自破，然而人言可畏，通信行业是否也有让人诟病之处？仔细看看神州泰岳的财报，2007年度、2008年度和2009年1-6月，来自中国移动飞信业务的收入占神州泰岳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42%、75%和76%。过去两年间，神州泰岳每年从中移动拿走8个亿。双方关系如此紧密，而运营商在与SP、与供应商的合作当中又掌握着太多难以限制的权力，难免有不知内情者会对此产生联想，进而“有罪推定”。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当其处于有效监管之下时，它能给企业带来巨大影响力，但是如果权力拥有者同时又享有商业利益，则其导致的不信任甚至会成为良策推行的障碍。

以手机实名制为例，在国家层面，早在2006年，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就已经把推行手机实名制列为工作重点之一，但是至今仍未能推行。据记者了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手机实名制的管理权有可能与移动通信运营利益纠缠在一起，不被用户认可。要想完全实行手机实名制，需要让大量已在外流通的预付费号码进行用户信息的补充登记，也需要加强对身份证件的核实，并限制手机的转让。显然，只有运营商才有足够的资源和资本进行这项工作，然而，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甚至手机转让权都掌握在运营商手中，又有多少中国用户愿意承担？这事实上增大了用户的风险，可能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试想，虽然电信运营商自称有严格的内部监控制度，但是谁能确保用户的资料不会被用于不当用途？

另一方面，真正的不法分子，不会去响应实名登记的号召。而如果运营商强制对不实名的原有用户进行停机，又无疑会导致大量商业纠纷。

监管权力与商业利益的纠结，会导致运营商有口也说不清。

产业发展到今天，随着企业实力的增加和影响力的增大，通信业的许多问题已经变成了社会问题。也许，增加通信监管的开放性和透明性，更多地借助第三方而不是运营商的力量来执法，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