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在李进良从清华大学毕业前，体育老师，著名的马约翰教授告诉他，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应当为社会健康工作50年。时至今日，当年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并没有辜负马教授的期望，一头扎进了对移动通信的开发与生产中，已经为社会超额工作了56年。

李进良刚毕业便参与了抗美援朝第一代移动电台的生产试制工作。影片“英雄儿女”中王成背着个像十字架一样的天线的通信机并豪迈地喊出：向我开炮！那个通信机就是李进良走进工厂参加开发生产的第一代产品。前半辈子，他主持或参与研制了我国第一代机载电台、第一代舰载电台及参与研制八一型、小八一型、单边带等三代师团电台，硕果累累。近20年来,李进良对移动通信领域的民族产业崛起又寄予极大的关注，“傻、大、黑、粗的笫一代移动通信民用产品(俗称大哥大)全是舶来品，而后来流行的笫二代移动通信产品市场也并未改观，仍由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西门子、三星等著名的国外公司所占据，上千亿美元流入国外厂商的腰包，自主创新迫在眉睫。”他对记者说。

　　在痛感丢失了第一代、错过了第二代的同时，1998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TD-SCDMA标准终于诞生了，已经年过古稀的李进良本该到了颐养天年、享受闲云野鹤生活的时候，却不甘寂寞，老骥伏枥，为推动我国通信领域的自主创新奔走呼吁，将自己的命运与TD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干又是十年。时刻为TD的前景忧思，为TD的命运呐喊，并始终坚信，TD产业的发展对于振兴中华民族由通信大国走向通信强国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拯救孕育中的TD

　　80岁高龄的李进良精神矍铄，目光锐利，应对采访时，反应迅速、吐词缓慢且思路清晰，与他对话，常常使人不自觉地忘记他的年龄。

　　这种智慧更体现在他看待TD的角度上。“TD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TD的发展对于我国通信产业来说意义重大。”李进良说，早在2000年他就与国际移动通信权威爱国华人李建业博士和周炯磐、保诤、童志鹏、陈太一等院士一起讨论认为：在我国移动通信丢失了第一代，错过了第二代之际，1998年我国提出的TD-SCDMA方案被ITU-R接受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建议的五种制式之一，这表明我国已搭上第三代移动通信这班车。

　　2000年对于TD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方面，2000年5月，TD-SCDMA技术被ITU批准成为3G国际标准，成为中国电信史上的突破；另一方面，我国国产基站、手机及移动交换机分别仅占全年新增量的2%、3%及4%，无法形成市场规模。一直关注TD发展的李进良亲往欧美等地考察国际3G的进展，将考察得到的信息一一记录，并在2000年3月27日上书当时的副总理吴邦国，建议集中全国力量狠抓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开发。在这份建议书中，这位老者感慨道：“我已年过古稀，作为信息产业部电子科技委委员，痛感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大部丢失，希望在第三代能另辟蹊径，迎头赶上，虽是愚者千虑，但时不我待，机会难再，故不揣冒昧直达阁下。”收到李进良的建议书，吴邦国副总理批示给了原信息产业部，部按批示精神召开了邮电、电子两个科技委联席会议，决定给予TD几千万元的开发经费。

　　2001年，李进良又给朱镕基总理上书，建议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应高举TD-SCDMA的旗帜前进。这两次上书为TD标准的开发带来一丝曙光。

　　2002年，大唐移动挂牌，拉开了TD-SCDMA的大幕，紧接着在当年的10月，TD-SCDMA获得155MHz的频率资源，随后，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批准TD产业化，启动21.7亿元的专项开发资金计划。2005年4月，TD-SCDMA试验网建成，当年底，中国政府向奥组委承诺将在北京奥运会前开通3G服务。

　　当时，电信界有人论证中国GSM网只能满足8000万用户的容量，因此，中国上3G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2001年我国即有知名人士上书中央举出了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扩大就业等几大理由要求立即发放3G牌照。为健康地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我国制定了“积极跟进、先行试验、培育市场、支持发展”的十六字方针。据此，2004年我国政府针对分别由欧洲、美国和我国提出的三大国际标准WCDMA、CDMA2000、TD-SCDMA组织了8个官方试验网，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对比试验。

　　随着中国3GMTNet第二阶段试验接近尾声，国际通信巨头高层活动频繁，3G舆论众说纷纭，3G牌照是否应该尽快发放也成为业界和媒体争论的焦点。2005年初知名学者胡鞍钢发表文章认为，当时国际上3G技术早巳成熟，市场也早已成熟，要尽快启动3G运营，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世界最大的电信市场。并在文中特别指出，“在经济转轨期间，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国家被俘获(governmentcapture)，它是指国家的某些部门或者公共政策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影响、所俘获(指国家当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俘虏)，使其公共政策、公共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明显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而以牺牲全社会利益和整体福利为代价。”

　　对此，李进良发表了《与胡鞍钢教授商榷“国家被俘获下的3G”》一文，针对胡鞍钢教授的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在李进良来看，当时并不是3G牌照发放的最佳时机。当时还引发了一场社会上的“3G大辩论”，参加者有通信技术专家、有经济学家、有教育学家、政策专家、媒体专家，还包括广大的网民等等。

　　2006年3月由搜狐IT和科技日报联合策划了“3G超级PK台”以李进良为擂主，并邀请他的好友，南开大学信息学院丁守谦教授作为同盟军并肩战斗，他俩还受到各大网站的邀请，不知疲倦地阐述“一统华夏，三分天下”的主张。有位记者将这些不同主张的辩论者分成8类，将他们二人归之为“执着型”的TD支持者。当年，3G牌照并未发放。

　　但在那几年当中，TD发展的产业环境并不成熟，各大电信运营商希望能获得更多的3G频率资源和升级空间，倾向采用成熟的国际3G标准，而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阿尔卡特和朗讯等国际巨头也希望借此打开中国市场，对电信运营商示以优厚的设备赠送意向，双方一拍即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全国各大城市秘密建设WCDMA网，“当时规模很大，全国有30多个城市建了80多个网，有上千个基站，北京大概四环以内都已经布置好了。”谈到这次危机，李进良仍然心有余悸。为了应对这次危机，李进良上书温总理，恳请国家立刻制止这种违规行为。

　　“我是从一位相熟的新华社记者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特别震惊，那时只要一发3G牌照就可能立即投放市场，TD就会胎死腹中。”温总理的批复很快下来了，要求发改委和当时的信息产业部联合牵头调查此事，电信运营商违规建设的WCDMA网络被很快拆除了。

　　维护“摇篮”中的TD

　　2007年，TD-SCDMA朝商用化快马加鞭胜利前进，十个城市扩大规模建网基本完成，中国移动作为奥运赞助商，为了保证TD能够成功服务奥运，2008年4月1日，全国8个城市开始试商用TD网络。

　　但经过两个星期的运营，李进良敏感地发现，当时TD的网络不好，电话打不通，有马赛克或者断线，TD终端款式少，问题一大堆，离奥运会只有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但各方面的努力不够，TD面临夭折的危机。

　　“好像盼望已久的孩子终于降生却重病缠身，很着急。”李进良说，TD规模试验网的不足和问题被一些媒体不断放大，更有媒体讨论TD是否会安乐死。“当时的情况是，如果主管部门不发出明确的信号，如果运营商不积极去从事TD的试验网一些的工作，TD就会面临安乐死的危机。”

李进良及时发表《点燃激情，让TD走进奥运，惠及百姓》的文章，指出：今天TD正处在拐点，又面临生死攸关的第二次危机，如果坐失良机，被欧美3G两面夹击，TD就可能因拖延而边缘化，如果利用奥运契机大干快上，TD就可以“从华夏腾飞，走向世界”。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进良决定再次采用上书的途径推TD一把。很快，他与其他两位同志给胡锦涛主席写了一封信(此即“三老上书”)，“信是2008年4月24日递上去的，很快获得胡主席的高度重视，在5月1日之前就批示了。”回忆起这段并不遥远的往事，李老仍很兴奋。

　　这次上书的效果十分明显：2008年5月5日，李毅中部长召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司局还有中国移动的领导以及电信研究院三方的共同会议，李毅中部长提出，对于中国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搞不搞好这是个态度问题。他同时要求，TD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他回忆道：“由于政府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2008年5月8日，中国移动的老总王建宙在香港就明确表态，TD是国家的自主创新战略，对中国移动来讲是责无旁贷，从那以后，TD引来了一个扶摇直上的拐点，TD重新活过来了。”

　　2008年6月，李进良从上海飞赴北京，参加当时上任不久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邀请了包括李进良在内的8位老专家(被业界称为“TD八老”)就当时已经开始试运营的TD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他感到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第一个慷慨陈词。在那次会议上，相关部门对运营商再一次下了死命令：TD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借奥运东风，以及政府的强力支持，TD艰难地渡过第二次危机。经历了这次磨练，TD成功服务了2008北京奥运会，终于从摇篮里站起来逐渐成长为一个少年了，离正式商用越来越近了。

　　保证TD在“与狼共舞”中成长

　　在谈起李进良时，有学者认为他身上有一股“温和的力量”。在温和、沉稳的外表下，蕴含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强劲力道和坚持。这种“温和的力量”在3G发牌后，仍然强劲与突出。

　　2009年1月7日，国家同时发放了三张3G牌照，TD与WCDMA，及CDMA2000从此踏上正式运营之路。3G牌照的发放使得TD开始向大规模商用正式迈进，但同时也使TD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考验。

　　对此，李老泰然自若。虽然未按照他的“上上策”，但他积极为TD发展建设出谋划策。2009年1月19日，李进良在各大媒体上撰文《TD要加速大规模商用》，并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反复强调，中国给三个运营商发出的三张牌照，涵盖了国际电联2000年推荐的三种技术体系，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3G发牌后，TD正在面临的考验巨大，不可小视，要有忧患意识为好。TD将面临强劲的竞争对手：在世界范围内，WCDMA和CDMA2000的应用比较多，目前有上千款终端，就像两个在全球移动通信市场历练了七八年身强力壮的大汉；而TD的商用比较晚，还是一个刚踏进市场缺乏锻炼的少年，目前尚处于弱势。

　　李进良告诉记者，TD牌照的发放虽然大大刺激了TD网络建设进度和商用进度，但TD产业链的问题由来已久。

　　经过数年的煎熬，TD产业链上的许多公司已经丧失苦苦挣扎下去的耐心与信心，“很多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正一步步失去面对困境的生存能力，只有投入，没有收入，库存积压，难以为继，只好另谋出路。”试商用后，李进良一直保持与TD产业链公司的联系和沟通，龙旗在2008年平安夜裁掉TD手机研发团队曾让他彻夜难眠。

　　而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也令整个行业的消沉雪上加霜：原拟投入TD的宇阳控股公司转投其他项目；深圳友利通公司原想购买TD方案，现在也无下文；德信、Simcom也已纷纷对TD团队裁员；TD十万火急。过冬的想法和做法已经从手机厂家蔓延到芯片厂家，展讯公司TD芯片的投入高达6亿元，但市场回报远远少于巨额投入，竟亏损3130万美元，企业告急。专门研发TD芯片的T3G公司现也相当困难。“如果2009年没有上千万部的手机市场，TD手机与芯片企业都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脆弱的企业便可能紧跟凯明之后，一个个像多米诺骨牌那样相继倒下或转投他门，将使辛苦打造的TD产业链面临崩溃，前功尽弃。”谈到这，李进良语气凝重而严肃。

　　李进良对TD前景的担忧，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那便是国家政府和三大电信运营商对3G建设的投入将大部分流入国际设备厂商的口袋，“国内厂商在这次的3G投资中或许无法分食到太多蛋糕。”

　　李老的这番话并非没有根据，在和记者算这笔账的时候，李老不厌其烦地提到了很多数据。他提到，2008年审计署作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对中国移动等5大运营商(第3次电信重组前的5大电信运营商)的审计调查显示：2002年至2006年，5家企业累计投入11235亿元，用于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缺乏统筹规划，重复投资问题突出，网络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通信光缆利用率仅为1/3左右。5家企业累计投入11235亿元，粗略估计起码重复投资50%以上，浪费了6000亿元。而且巨额投资主要采购国外设备，以80%估计，约9000亿元流进了国外设备厂商的口袋。

　　如何能够令TD与两大壮汉的搏斗中胜出？如何能够拯救中国通信产业于金融危机之中？国家加大对TD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加速TD大规模商用的脚步，这是李老给出的药方，也是业界的共识。

　　值得欣慰的是，TD的这次危机对李进良来说，有着巨大的不同，在TD的前两次危机中，呐喊和呼吁是孤独的，不被理解的，在这次危机中，上到国家、下到电信运营商、TD产业、媒体等，已引起高度重视，“空谷足音，跫然而喜矣”。此时，TD正处于政策扶持最有力的阶段。国家明确表示，要积极完善和落实各项扶持政策措施，加快TD-SCDMA的发展，继续支持研发、产业化和应用推广，促进产业链成熟，实现大规模商用。

　　2009年1月22日为进一步支持自主创新、鼓励TD加快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科技部等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支持TD发展的财政支持、项目支持、网络建设、产品研发、业务应用、产业发展等六大扶持政策。领到了牌照的中国移动改变了过去“小步慢走”的稳健布局，正快马加鞭，对TD发展做出了详尽切实的规划，在全国各地，中国移动G3标识和TD广告随处可见，深入乡村城市，遍布大江南北。对此，李老淡然一笑：唯愿TD能在这一系列举措的扶持下在“与狼共舞”中逐渐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