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蓦然回首，在电信制造领域，有两个人的名字注定被写进历史：一个是侯为贵，另一个，则是任正非。

任正非的华为从当初做小交换机贸易起家，发展到现在一年近千亿的销售规模；而侯为贵的中兴，也由一家小厂发展为让国际电信巨头生畏的大企业。可以说，看中国电信设备商的发展，主角就是中兴和华为。

上世纪80年代，电信业的两颗明星在深圳冉冉升起，一颗是深圳南山区的中兴，一颗则是位于深圳观澜镇的华为。同在深圳，任正非和侯为贵的成功之路却有些不同。

80年代初，部队转业后，闯荡深圳的任正非曾非常失落，电信界流传说，任正非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比起任正非，侯为贵的经历显得很“平坦”：毕业后教了两年书，后来进入691厂，从技术工人到车间主任，他始终是厂里技术水平最高的专家，1985年，侯南下深圳，借款创办国有企业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

一位华为老员工说，创业期的“中华”，曾面临着复杂的局面。

当时，由于我国在电信制造领域对外资高度开放，这使得中国电信制造市场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之一。世界电信产业的巨头，如贝尔、西门子、NEC、ATQT、北电等相继进入中国市场。

20世纪80代，全国上下的电话网用的设备都来自国外。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我国一大批颇具实力的国内电信制造企业相继兴起，大唐、华为、中兴、巨龙等就是代表。“中华”等国内厂商创立后，中国电信制造行业的企业凭借在万门交换机上的群体突破，将国外厂商一一击败。

短暂的成功并不能换来中国电信制造商长久的安逸，“中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安享原有市场，还是冒险投资新的领域？

“中华”选择了后者。在交换机市场还很好的时候，“中华”就开始投入精力研制接入设备，先后获得了成功，并培育、启动了市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北京的大唐、巨龙两家国企，特别是巨龙，根本不看好接入设备，当巨龙、大唐两家认识到接入设备重要性的时候，市场已经被别人瓜分完了。

在后来的几大新兴市场，如移动、光通信、数据领域，“中华”也及时介入，并迅速成长壮大。

内 斗

一山不容二虎。

中兴、华为的摩擦随着各自的强大而日渐频繁，他们从同生于深圳的兄弟变成了竞争对手。

从外表上看，接触过任正非和侯为贵的人都说，他们都是那种慈眉善目的老人，不过，两人的性格却有着天壤之别：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好斗”，而深谙中庸之道的侯为贵则被中兴人称为“料事如神的老头子”。任正非遭遇侯为贵，更像是经典武侠片中东瀛武士与太极高手的对决。

“中华”的较劲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兴在交换机方面处于领跑位置，但1995年，华为凭借万门机的率先研制成功，一举赶超中兴。从1996年开始，两家公司先后实施多元化战略，交换与接入依然是竞争的焦点，而数据、光通信成为双方新的竞争重点。

1998年，“中华”矛盾终于爆发：华为状告中兴将“中兴电源”与“华为电源”进行引人误解的对比，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场官司在当年曾经轰动一时，有人评论：中华之间的恩怨绝不是几起诉讼就能了事，价格竞争是中兴与华为矛盾的根源所在。

实际上，中兴和华为的价格战由来已久，这与电信行业的发展历史有关。面对“七国八制”的市场垄断局面，中兴、华为等民族通信企业一开始便打起价格战。时至今日，“中华”的价格战仍未结束。

携 手

如今，“中华”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国内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中华”兄弟所到之处常让国外厂商心惊胆寒。

2001年，电信巨头思科的亏损额达到10亿美元，同一时期，朗讯公司的亏损额高达162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中兴、华为都保持了高增长，到了近两年，摩托罗拉等国际电信巨头出现业绩下滑，而“中华”在海外却是捷报频传。

在海外，“中华”不敢放松警惕，形单影只的“中华”一改常态，变得和睦起来。

2003年，对于思科在美国诉华为侵犯知识产权一案，华为常务副总裁洪天峰曾如此评论：以前国外一提到中国，印象就是假冒伪劣，低质低价，我们要让他们改变对中国的这个印象。中兴也表现出休戚与共的关切：思科起诉华为虽是个别现象，但是它却折射出国外对中国创新文化的普遍质疑。

总结“中华”的成功，稳定的高层是“中华”得以做大的重要保证。

华为的任正非、中兴的侯为贵始终保证了在公司的绝对领导地位，并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很高的威望，建立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与此形成对比的，“中华”曾经的对手，巨龙通信的核心高层人士变动频繁，其灵魂人物邬江兴可谓几度沉浮。

30年，风风雨雨，有沉有浮，而“中华”兄弟却巍然屹立。放眼未来，同出生于深圳、扬名于海内外的“孪生兄弟”，必将领跑中国电信制造业，书写出更为壮阔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