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中国电信业的研究陷入了一个误区：从单个点、单个问题的角度研究电信，缺乏系统性，偏重于就事论事的应急性研究，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撞”到突破点。

为了应付当前政府的需要，为了应付当前学界的需要，例如，对于垄断的认识、对于资费的认识、对于重组的认识、对于监管的认识以及对未来整个产业发展趋势的认识等。学术及政策研究由于短期的判断，导致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例如，对于监管问题的研究，一些学者最后做下来心灰意冷，好像前面无路可走，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好像已经到了尽头。如果换个视角，放在改革开放30年的大背景中来研究电信产业，对电信业存在问题的认识可能会更深刻，对电信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也会更有信心。

监管体制应有风险化解机制

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颠覆式变革，未来中国电信业发展中的监管问题应该怎么办？

中国电信业的此轮重组即将完成，3G牌照发放后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巨额投资，市场结构的严重失衡呼唤非对称管制，而新监管体制的实施面临旧制度的抵抗和制度变革的风险。我们的制度当中缺少一种风险化解机制，所有的风险都要由中国电信业及其消费者承担，所有风险都要中国人自己承担。而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在一开始做次贷的时候就考虑把风险转嫁给全世界。美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的发展，美国的信用成就了美国独一无二的资本中心和经济中心地位。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迅速发展，但是，在企业信用、国家信用的积累上近乎于零。

此次金融危机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很多观点，美国也开始反思格林斯潘的思想体系。中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也难以经受此次次贷危机的考验。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工业时代形成的传统经济思想，当代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的大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和支撑。

工业时代，甚至后工业时代最主要的标志恰恰是我们国家在各种规划中引以为标准：

第一是做大做强，到后工业时代也要求企业做大做强，做出规模；

第二是强调GDP。忽视TFP(全要素生产率)对GDP贡献的结构变动；

第三，以技术绝对化来实现产业的垄断；

第四，要建立全球化的商贸体系，不断地划分经济的格局，实现垄断，以确立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大吃小的机制。

现代经济虽然还需要后工业时代的基础，但是以资本使用方式为重要内容的资本市场在经济中的地位已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逐渐演变成为经济的核心中枢，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与之相匹敌的现代经济阶段。

举例来说，到此次次贷危机为止，全球虚拟经济的市场价值已经达到实体经济的80倍。80倍是什么概念？今天1块钱你可以当80块钱使用。在后工业时代我们1块钱最多可以当5块、10块使用。再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中国移动集团资产规模庞大，网络和客户规模均居全球首位，但是其存在着发展手段单一的问题，即单纯依靠CAPEX和OPEX的巨大投入去发展客户、扩大规模，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开展成本竞争，说到底这种做法连后工业时代都做不到，最多还是停留在中期的工业时代，还带有非常原始的垄断思想。当然，本文的思想并不是批判中国移动，这种思想和做法是由中国的特殊环境造成的。

监管应看到“明天的市场”

当今天的世界经济正在变成以资本的全新形态主导整个生产经济活动运行机制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将是什么，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尤其是中国电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性产业，最具有技术性、网络性、现代性、创新机制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经济的剧烈变革面前，不能再就事论事，只谈论眼前的问题，而看不到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这次金融危机对电信行业带来的重大挑战，这种挑战不是产业的挑战而是思想的挑战，需要全新的思想创新，在这个基础之上研究电信产业链和监管才有出路。

过去电信业的研究走了很多弯路，总是评价对和错的问题。其实重组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价格机制、垄断问题也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不管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手段，首先要看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率。Google和微软公司的实体价值并不高，但是Google的虚拟经济至少是它实有资本的500倍到800倍，这就是虚拟经济。美国恰恰通过房地美和房利美创造了虚拟经济的膨胀，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没有错，但从他国的角度看，美国很霸权，它把大部分的损失都转嫁给别人。我们国家之所以没有受多大影响是我们国家由于开放不充分，由于没有严格遵守WTO的规则，由于我们对改革开放的理解不够，所以，这次我们侥幸躲开了。

因此，对中国电信业未来发展及其管制的探讨，必须建立在明天的市场、明天的需求、明天的社会环境、明天中国的法制和明天的社会文化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找到一些可行的对策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现在监管思考问题的角度却是只要知道今天的问题怎么解决就好了，殊不知，如果连未来都不知道，怎么能决策明天。